“是啊，若是被敌先行得手，对我朝极为不利，出兵广西势在必行，且宜早不宜迟！”陆秀夫听了明确表示了支持。
“好，既然都无异议，我们便着手安排出兵之事，就又陆相统筹计划！”赵昺立刻言道，他其实清楚真实情况要比三人说的要严重的多，而他们只怕也是装不知道，顾忌颜面才一味有意淡化，毕竟他们也都是儒士中的一员。赵昺心知肚明却也不能说破，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再有元朝用人取才最重家世，即当时所谓“根脚”。
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管道的制度可说南辕北辙，大不相同。这导致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在出仕问题上便极为困难。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
而即便能被安排到教职岗位的，也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且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而大家都言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
可是即便如此谋职也异常艰难，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总之，元初江南士人在仕隐问题上所牵涉的不仅是有无出仕的意愿，而且亦是机会问题，并非都是自愿的隐逸，实是姜太公钓鱼，希望能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以引起‘伯乐’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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