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任何人来看心理疾病，都是有顾虑的，都要提防事情传扬出去、被当成精神分裂的疯子。爵士也不例外。但是，纵然他刻意隐瞒，他的行为、举止、一切，都在告诉我，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人。
一位异国的神秘来客，似乎有着雄厚的背景和高贵的身份，未来一定能派上大用场。那段时间，我倾注了全副的精力，运用我行为主义的方法，一点一点治好了他。
诚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不会比那些精神分析学派的更漫长了。我一直怀疑他们那种玄乎其玄、毫无科学性的方法能有什么疗效，而且，也不是每个病人都有耐心花上至少两年时间躺在椅子里讲述她的梦境，并深入探讨“小时候她的猫在她的杯子里喝了水”对她人生的影响。
爵士有机会遇到我，无疑是幸运的，而伊丽莎夫人之死造就的另一个心理疾病患者克利先生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他同样在寻求帮助，同样看上了心理学，同样对就诊的经历遮遮掩掩——如果一个人毫无缘由地突然奔赴维也纳，那自然是找个“音乐之旅”的借口更能令人信服。但事实上，那座城市住着从精神分析学派自立门户、与我年纪相仿还稍大几岁的心理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der）。不知道克利先生的求治是否成功，但至少留下了对方十分睿智的印象。我真是奇怪，他都看过我的书了，为什么没能毅然投入行为主义的怀抱。这就不如卢斯科探长，人家看完我的书，连尸体恐惧症都自学着治好了。看看信奉精神分析是个什么下场——按照惯例，他一定是换了几个人、治过好几轮，最后还是觉得用酒精麻痹神经最管用。唯一的收获就是，对心理学有了些微的了解和好感，对我也顺便产生了一丝亲切与敬重，没表现出另两位先生那样尖锐的敌意，还自作聪明地提起他以为的我们共同的熟人来示好。要我说，这样的示好不如没有。这是外行人对心理学——或任何一个他不了解的行当——的常见误解：他以为这个领域是团结的，所有人都是立场一致的，就算不是朋友也至少彼此熟识。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阿德勒先生。事实上，我想说——别说我的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双雄并立、泾渭分明，就是那个主要研究“我像不像你爹？”、“你想不想做&爱？”的学派内部，也是四分五裂。不信你看，弗洛伊德的哪个弟子，没跟他吵得不可开交呢？
言归正传。爵士对我的学说和主张，可谓死心塌地——在他刚刚取得一点进展时，就已经彻底成了行为主义的拥趸；等他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就开始毫无保留地信任于我，将自己的身世来历和盘托出，并当场签了一张支票捐赠给大学，指名赞助我的研究。
对当时的我而言，这无疑是个惊喜：一位拥有古老头衔的英国爵士，背后是英国最顶级的医学俱乐部，结交了一群身为皇家医师的挚友，就算要觐见英王乔治五世也没有多难。这太完美了。他的腰缠万贯会让我拥有更稳定的经费来源，而他的身份无疑有利于我在英国宣讲我的行为主义。有他站在我这边，我会得到官方的支持，我的眼前出现了我站在白金汉宫里讲解我的理论的图景——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最后是全世界。我在美国的心理学界已经爬到了金字塔的顶端，而今在更大的范围内也打开了缺口。
我满怀信心地收下了那张支票：
“我保证，爵士，这会是您一生中最明智的投资。”
这绝不是夸口。那时，我正在酝酿一个实验，一个可以列为毕生成就的实验，一个伟大到足以让我载入史册的实验。
我和我的助手罗莎莉决定找一个孩子，不能太大，九个月吧。然后让他和小白鼠、兔子、狗、猴子以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呆在一起，按照我的设想，他这时并不会害怕。接着，当他再和小白鼠一起玩耍时，我就在他背后制造一声突兀、尖锐、刺耳的噪音。在他听来，这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肯定会被吓坏。如此几次，他看到小白鼠就会想起那可怖的惊吓，他就会变得害怕小白鼠，进而泛化到会被一切白色、毛茸茸的东西吓哭。这样，我就证明了我的假设——某些恐惧并非天生的，而是习得的。
很惭愧，这样的实验设计其实算不得新奇，说白了，就是巴普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是用狗做的。我就说嘛，小孩子和狗，并没有什么不同。
至于这个孩子会不会终身困扰于这种无谓的恐惧，噢，这种事有谁在乎呢？这不是人类发展、科学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当然，这种代价从来不用权贵的子女来偿付。
我和罗莎莉精心挑选了一名医院的特别护士来提出我们的请求。她刚刚生产完，养育自己孩子的同时，受雇看护别人的孩子，并用自己多余的奶水喂饱他们。一个靠出卖乳汁和劳力为生的女人，能懂什么呢？只要我跟她说，这段时间我可以代她照顾一个孩子，她就忙不迭地去计算，也许可以利用这难得的空闲帮人多洗几件衣服贴补家用，甚至不等我提及那微薄的酬劳就同意了。
本来一切顺利，没想到几天后，她居然找来，向我们要求一份邀请其子参与实验的合同，令我感叹我国法律的普及度，现在什么样的人都会说“合同”这个词了。这当然难不倒我，我给她的那份文件不会惹来任何麻烦——我用了足够多的法律术语来保证所有心理学专业的人都看不懂它，又用了更多的心理学名词让那些律师也看不懂。
我是个天才，我的实验毫无悬念地成功了。后来这个实验成为了我行为主义响当当的招牌，并用那个孩子的名字命名，史称“小阿尔伯特”实验。
没错，“阿尔（Al）”正是“阿尔伯特（Albert）”的昵称。
在格瑞斯通庄园，我是多么害怕听到小阿尔的全名啊！尤其是案发之后。要知道，卢斯科探长是我的崇拜者，他没准看过那个实验的相关论文；一旦他意识到爵士的儿子也叫“阿尔伯特”，就很可能产生一些超乎常理却该死地正确的联想。那就太糟糕了。
谢天谢地，大伙儿都太爱那孩子了，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包含更多亲切与关爱的称呼。但还没等我松口气，克利先生就讲了那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幸亏他后来醉迷糊了，没机会当着卢斯科探长讲出来。因为，那个伊丽莎夫人早产的故事里，无意中包含了小阿尔的名字！
想想克利先生是怎么说的？他说他和爵士去骑马，他们聊起了尚未出世的孩子如何取名，并提到了艾迪王子。真奇怪，怎么会提到他呢？需要怎样的对话，才能把这两个看似无关的话题连在一起？
“嘿，老朋友！”当时年少得志的克利先生问，“你想好给未来的小爵士取什么名字了吗？”
爵士给出了他的答案。
“噢，这名字太棒了！简直是全英国最高贵的几个名字之一了！太多的伟大人物、皇室成员叫这个了，真希望他能像同名的艾迪王子那样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