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日的寒风中，这个穿着少了半只袖子破军大衣的“叫花子”，不吭不哈，不打不闹，蜷缩着身子，继续徜徉在纱厂门口。每当有女工经过时，他就会扬起那张挂着紫红色刀疤的面孔，直勾勾地盯着对方，弄得人心里有点瑟瑟地发毛。
第二天晚上，红姐又是早早地回了家。我正在房间里复习功课，抬头看见红姐推门走进来，诧异地问道：“我还准备11点去接你呢，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红姐一边脱着厚重的棉外套，一边幽幽地答道：“说是厂里的材料不够了，现在每个班都要匀着用，我们今天的定额用完了。”
“每个班匀着用？还不如一个班集中生产呢。”我不满地抱怨了一句。
听了我的话，红姐弯弯的眉梢扬了下：“现在我们挡车都是按计件发钱，你一个班用了别人的定额，别的班没活干了，拿什么发钱，怎么生活呢。”
听了红姐的话，我心里不舒服，就岔开了话题，随口问道：“你回来的时候，那个叫花子还在门口吗？”
红姐咬着薄薄的双唇，瞥了我一眼：“他不是叫花子。”
“他不是叫花子？你……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叫花子？”我一时不明就里，略微有点吃惊。
红姐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白皙的面颊透出淡淡的红粉：“他又没有要饭，怎么能是叫花子呢？”
红姐的回答让我一时语噻。是啊，真是挺怪异的，他没有在门前要饭，也没有乞讨别的东西：“不叫叫花子，哪该叫个啥呢？叫流浪汉？”
红姐开始低头收拾床铺，莞尔片刻，才回答道：“他应该不是流浪汉，他……应该是有家的……”
我看到红姐若有所思的样子，一时好奇，不由地又追了一句：“他有家，你是怎么知道的？”
“每个人都有家，要不然他是从哪里来的？”红姐理好了床铺，拿起脸盆出门去了。
望着红姐出门的背影，我心里一时有些惆怅，知道她心里可能思念小壮了。等红姐回到屋里时，我故作轻松地提议，过几天抽空回趟家，去看看小壮。红姐听了我的宽慰，脸上露出一丝落寞的笑容，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后的几天，这个有点花痴的“叫花子”依旧像幽灵一般，从白天到晚上都在厂门口游荡，让打门里进进出出的女工们心生恐惧。门卫值班的几个老娘们撵了他几次，“叫花子”都置若罔闻。最后，门卫没有了办法，就打电话给了城西派出所，派出所问明了情况后，说他又没打人没骂人，也不偷钱不毁物，也没有耍流氓调戏妇女，真地想收容他的话，该找民政部门去解决。
纱厂进出的人们在忐忑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就在人们已经适应了“叫花子”的存在时，他却在一个晚上突然消失了。那天正好是红姐上夜班，我被屋外两只呜咽叫春的野猫闹得心烦意乱，它们在周围的房顶墙头上蹿下跳，搅得我整夜都没有能够睡踏实。
“叫花子”就像一个神秘的飞碟，来无踪去无影，竟让大伙心里一下空落起来。当天中午，保班的人不由自主地议论开来。黄师傅说“叫花子”怎么就自己跑掉了。许班长说他不是自己跑掉的，是省里领导要来市里视察，为了不影响县里的形象，他被县民政局集中收容，用车拉到外地后给扔了。张胖子不服许班长的说法，说“叫花子”是小李一伙人偷偷打跑了的，小李记恨因为“叫花子”吃了亏，才私下里做了这样龌龊的事。不管怎样，有关“叫花子”的风波总算过去了，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几天之后就再也没人提起了。
元旦过后，天气愈加寒冷，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刮，像一把把刀子无情划过人们的眉眼，咝咝啦啦的疼痛直往心里钻。今年与往年不同，除了立冬后飘了点小雪花，至今都没有下一场像样的大雪。俗话说：冬天不下雪，春天难耕种，大运河边的人们尽管被冻的缩着脖子，依旧忧心匆匆地期盼着大雪的降临。
这天晚上，我早早地就去了夜校。这学期的功课已经学完，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各科老师轮流到几个班去，做临考前的最后辅导。老师上了一堂课，其余的时间让我们自习，教室里十分安静，我同座的红脸小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腥臭的烟雾熏得人头昏脑涨，呛得人只想咳嗽。
“你不能少抽两支？”自打听从红姐的劝告戒了烟后，我已经对这种恼人的烟味有些厌烦了。
“这《力学》他妈的太难了，我一晚上也没有整出一道题来。”红脸小齐又使劲地抽了一口，弯腰把剩下的小半支烟在地上捻灭了。
就在我与小齐说话的时候，坐在我们前排的一个女生回过脸来，捅了下我的胳膊;“那人是不是来找你的？”
我抬起脸来，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只见一张须发杂乱的面孔，正隔着门上的玻璃，冲我挤着眼睛。三哥！我心猛地一抽搐，赶紧丢下手里的书本，立起了身子，急迫地跨过小齐臃肿的身躯，冲到了门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