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淮北阳光温润，风和日丽，阳历九月八日，我在乡邻们簇拥下走出了家门，娘因为我要离去哭得淅沥哗啦，扁脸二妗子在一旁殷勤地劝慰着。我离家上学的日子是娘选的，当时人们还没有将“八”当作什么吉庆数字，而是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初九。几天前，娘为了讨个吉利，专门到二狗蛋家找张寡妇翻了她珍藏的一本黄历，查出八月初九“忌嫁娶、纳彩、告状；宜祈福、开光、出行。”这也应了家乡的那句俗语：“三六九，出门走”。
二狗蛋撇开鲁南媳妇和两个孩子，拄着单拐拽着我的手一路送行，费力地爬上了村口的运河大堰：“大平，俺们这伙人里头，就算你小子能行，干什么有狠劲，非要弄成了才行。”
我望着二狗蛋的残腿，心情有些复杂：“魏眼镜从小就说你上课不看黑板，整天往女人身上瞟，你要是能下苦功夫好好读书，你也能行。”
二狗蛋被我揶揄地咧嘴一声：“不说俺了，说说你吧，你的那位俊媳妇真去南方啦？”。
“嗯。”我微微点了下头。
“你铁了心要去南方，就是为了找她吗？”
“我想离开这儿。”我把目光投向了河滩，“我去南方看看，说那里能按假肢，装上了就跟好人一个样。”
“要不是我这条腿，现在干什么都行。”二狗蛋囊着鼻子，目光迷离而愤恨。
“狗日的曹山矿，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他！”我咬着牙说道。
“大平叔——”二狗蛋的大女儿跑了过来。
我伸手掏了把口袋里，里面还有几颗水果糖，我把糖塞到了小丫头手里：“再见啦……”
秋天的运河水波澜不惊，即将开镰的稻田馨香扑面，爹想要骑车带我走，望着他灰白的头发、驹偻的脊背，我忙从他手里接过了“大金鹿”。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县城，爹原本还想送我到市里，在我反复劝说下放弃了。我乘坐班车开出车站时，发现爹还没有离开，依旧呆呆地站立在原地，我摇下车窗使劲挥了挥手，赶紧把脸转了回来，我怕他看见自己濡湿的目光。
市里的火车站离长途汽车站不远，我扛着行李步行过去不一会就到了。站前广场上黑压压挤满了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高铁，没有私家车，飞机一般人坐不起，火车是最重要的远行工具，这座陇海线上重要的中转站每天都人潮涌动。我在人群里转悠了好半天，才看到自己所乘车次的牌子，在牌子后面已经排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
初秋时节，午后的太阳依旧猛烈，广场上没有任何树木，人们暴露在赤裸裸的阳光下，前胸贴后背挤在一起，心中的火气极易被点爆，我身后一位大屁股农妇不知什么原因与旁边的瘦男人吵了起来。听说列车要晚点三小时，四周一片抓狂的哀叹声，当我们站得腿都快抽筋了，才传来列车进站的消息。
在检票员的吆喝声里人们拼命地往前拥去，原本还成行的队伍“呼啦”一下全乱了。我扛着用塑料布捆扎严实的大棉被，拎着鼓鼓囊囊的“上海旅行”帆布包，随着汹涌的人流挤进了车站。列车已经停在了站台上，车头呼哧呼哧喷涌白烟，人们拎着大包小包，争先恐后跨过咚咚作响的天桥，在车厢门口聚成一坨坨肉疙瘩，上演起你争我抢的贴身肉搏。
车前头那里的人相对较少，我仗着年轻力壮扛着大棉被，顺着站台拼命朝跑，一直跑到第一节车厢前才停下。顾不得身前身后的嘶喊叫骂，我手足并用从黑压压的人头上翻过去，滑进了半敞着的车门中。
车厢内也早挤得水泄不通，连个插脚的空都难找，我在车厢连接处站住了脚，放下手中的行李，一屁股坐在了捆好的棉被上。一个斜戴着软塌塌铁路便帽的男列车员，手拽脚蹬地使足了吃奶的力气，才把车门“咣当”一声关上，他骂骂咧咧地回过身来，看见坐在了过道上的我，顺腿踢了脚我的帆布旅行包。
“谁让你放这儿的，别人还走路吗！”戴软帽的列车员瞪了我一眼。
“实在没办法，这挤得没地方了。”我不敢怠慢，歉仄地把包拽过来，使劲塞到了自己的大腿下。
火车“咣噹”一声启动了，站台上还没挤上车的人们跳着脚，沮丧的呼喊和愤怒的咒骂响成一片。
“孩子——我的孩子——”一位妈妈提着行李跟着列车狂跑，她把孩子塞进了车窗，自己却没有能钻进来。
“妈妈——妈妈——”男童身子探出车窗，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列车在轰鸣中毫无表情地越驶越快，车上的几位妇女赶紧拉住孩子，车上车下哭成了一片，体力耗尽的妈妈跌坐在了站台上，发疯地哭喊声越来越远。车厢里人欢马叫乱作一团，被母亲无辜丢进来的孩子嗓子已经嚎哑了。一幢幢灰色的楼房，一排排低矮的平房，一串串耸立的电线杆，在迅速地朝后隐退，铁轨两边的房屋越来越稀，断断续续的稻田开始呈现在面前，这座五省通衢的淮北重镇正从面前一点一点滑过。